历史的镜鉴：欧央行与美联储的利率抉择

汇通财经APP讯——美欧央行决策者即将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9月利率决议，应当借鉴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往事。

四十五年半之前，一位新任央行行长正艰难应对货币治理的两难处境。他拒绝降息，招致昔日提携自己、如今已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强权恩主的怒火。



跨越大西洋的金融风暴裹挟而来，迫使这位新任央行行长推行货币紧缩，此举加剧经济困境，并最终将他曾经的伯乐赶下政坛。

一边是唐纳德·特朗普与刚刚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另一边是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与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奥托·珀尔，两组人物之间的历史对照清晰可辨。

1981-1982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70年代末开启的货币紧缩，掀起的冲击波席卷全球。彼时珀尔曾在施密特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出任财政部国务秘书。

1977年，施密特将这位心腹提拔为联邦银行副行长；1980年1月，珀尔正式就任行长。面对德国马克兑美元的大幅贬值，珀尔在意志坚定的副手赫尔穆特·施莱辛格的辅佐下，别无选择，只能维持极度紧缩的货币环境。即便施密特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都公开向他施压，他依旧不为所动。

来到2026年，尽管欧洲地缘处境相对弱势，但因果关系似乎已然反转。9月9-10日，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在柏林召开会议。受美-以-伊朗反复拉锯的战争推升通胀影响，市场预期欧央行将把2.25%的存款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

9月15-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在华盛顿集会，讨论是否将联邦基金利率从当前3.50%上调至3.75%区间。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讲话释放立场转向之后，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正在抬升。而特朗普大概率不会乐见这一结果。

欧央行对美联储的外溢影响

欧洲方面的行动自然不会是美联储是否加息的核心动因。但如果全球第二大央行率先做出这项经过充分沟通、却要承受巨大政治代价的紧缩决议，至少会对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产生心理影响。

做出加息抉择之时，欧元区两大核心国家德国与法国正深陷政治动荡。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要迎接9月6日地方选举的严峻考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则即将退场，而民调显示，左右翼民粹候选人在2027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当中处于领先位置。

特朗普一直公开批评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目前仍任职美联储理事）拒绝降息，不愿配合总统压低政府债务付息成本的诉求。（特朗普刻意回避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刻意放任通胀上行，反而会推高、而非压低长期借贷成本）。

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沃什曾在2006-2011年任职美联储理事会，特朗普当初任命他，部分原因是相信新主席会比前任更倾向货币宽松。但沃什上月再度表态，强调美联储将坚定对抗通胀，这番表态显然不会获得白宫的赞许。

有报道称沃什会“做自己必须要做的事”。这意味着，如果9月15日美联储选择加息，特朗普的反应相比鲍威尔时代，或许会更克制。但对这位即将迎来11月中期选举、正面临一连串公信力考验的总统而言，加息依旧是坏消息。

源自亨利二世的联邦银行历史教训

政治任命者坐上央行一把手位置之后，转而与昔日的委任者分道扬镳，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历任联邦银行行长性格各异，却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压力考验。这种坚守独立的特质，也传递给了欧洲央行。

为形容这种制度层面的强硬独立性，联邦银行内部人士带着几分对历史的感慨，引用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典故。这一比喻最早由当时联邦银行的经济理事奥特马尔·伊辛于1992年提出，1998年伊辛转赴欧洲央行担任同一职务。1162年，亨利二世的大法官托马斯·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此后便与国王对立；1170年贝克特遇刺身亡，T.S.艾略特的戏剧《大教堂谋杀案》演绎了这段悲剧。

这种现象——原本受当权者提拔的官员，在执掌央行之后，反而恪守货币紧缩原则，与提拔自己的人立场背离，如今被学界称作“贝克特效应”。1981-1982年，这一效应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德国已经连续大幅加息；面对马克持续走弱，由施密特一手提拔的珀尔领导联邦银行，暂停面向商业银行的常规信贷工具，1981年将货币市场利率推高至30%。

1981年的政治后果

联邦银行的货币紧缩带来了显著政治后果。1981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密特朗取得胜利。大选前夕，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致信施密特，迫切请求联邦银行下调利率。

“我认为，如果利率能够回落至更为温和的水平，将极大助力德国经济复苏，并带动其他国家。”

施密特抓住契机，把巴尔信件副本转发法兰克福的联邦银行，借此向珀尔与施莱辛格施压。

珀尔与施莱辛格同联邦银行理事会商议后，回信给施密特，直接回绝降息诉求。而施密特本人，早年恰恰是推动美国信贷紧缩的关键人物，到头来却成了紧缩政策的牺牲品。

在执政的最后数周，施密特锲而不舍却徒劳无功地游说联邦银行放松信贷。一份此前未曾公开的史料记载：珀尔与施莱辛格曾秘密前往施密特位于汉堡郊区朗恩霍恩的私宅面谈。施密特苦苦恳请二人降息，但两位央行官员仅愿意做出技术性调整，例如降低银行最低存款准备金率——这远非身陷困境的总理想要的结果。

1982年10月联邦议院的那场决定性辩论，彻底宣告施密特政府的终结，议会通过不信任投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赫尔穆特·科尔上台执政。施密特在辩论中坦言，他与央行曾经融洽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

他呼吁联邦银行：“必须为利率下行做出决定性贡献，以此刺激投资”，并警告：“我要警惕通缩带来的后果！”

联邦银行一直拖到1983年夏天，也就是施密特已经下野之后，才实质性下调利率。

美联储何时才会开启降息？而当降息到来之时，特朗普的政治处境又会变得何等岌岌可危？在接下来的数月，这是摆在欧洲与美国面前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